范志勇：中国经济需要考虑超常规政策

作者范志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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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1年第三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随着最新经济数据的出炉，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造成的经济下滑情况比预期更加严重。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达到6.1%，创2020年3月以来新高。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7%。其中最令人焦虑的是16-24岁青年人群的调查失业率为18.2%，较3月份上升2.2个百分点，创有历史数据以来最高。在三重压力叠加超预期的大背景下，展望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还面临比较大的压力，需要在政策层面做出一些明确和有针对性的策略选择，甚至是超常规政策。

自从疫情暴发以来，由于我国采取果断的疫情防控政策，生产网络在全球最早实现较为完整的复苏。尽管近期我国多地仍然存在疫情多点散发的情况，但随着上海等地疫情防控取得关键性的胜利和生产活动的逐渐恢复，我国在供给方面并不存在较大的障碍。应该看到，在各方面原因中，我国近期经济增速下滑的最主要原因不是供给层面的原因，而主要是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

同时，综合考虑我国通货膨胀的情况，生产者价格指数自2021年下半年之后在各项积极保供政策的综合作用下进入下降通道，2022年4月份PPI同比上涨8.0%，在这8.0%的PPI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5.9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2.1个百分点。4月份CPI同比上涨2.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稳中有降，同比上涨0.9%。在2.1%的CPI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0.7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1.4个百分点。

尽管近期我国已经对货币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包括降息和降准，但是在经济下行区间，单纯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充分实现政策目标。一方面，经济下行时期，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基础货币供给增加难以转化为企业投资。降息仅对新增贷款有效，对于已有债务存量难以起到降低资金成本的作用。另一方面，缺少财政政策的引导，货币供给极容易集中流入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违背宽松政策的初衷和目标。第三，货币政策起效的过程就是各部门加杠杆的过程。截至2022年3月份，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达到62.1%、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8.9%，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均处于相对的高位。进一步加杠杆不但会危及此前稳杠杆政策的成果，而且会引发潜在的金融风险。

综合考虑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和通货膨胀情况，有必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考虑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四万亿刺激计划的经验以及国外在应对疫情所采取的宏观政策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认为我国新一轮的扩张性政策应该注意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积极政策应该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国内外的相关经验都表明，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有目标更加精准和时滞较短的特征。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没有财政政策的加持，货币政策的传导周期长，目标精准性差，且容易导致家庭和企业部门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累积金融风险。2008年之后，我国的非金融企业和家庭部门都经历了杠杆率较快上涨的情况。政府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杠杆率目前处于较低水平，有较大的政策空间。2022年3月份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为47.2%，大幅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水平。2021年9月美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已经达到121.5%。

第二，扩张性财政政策应该以中央政府为主，地方政府为辅。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和杠杆率出现了较快上涨，累积了较大的金融风险，并且存在明显的可投资项目与融资能力的错配。财政能力较强的地区基础设施也相对完备，投资边际效果较大；需要重点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地区往往财政能力较差。中央政府在解决资金-项目错配与应对杠杆率上升和防范债务风险的角度更有可操作性。

第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应该以“补贴性”政策为主，以减免税费为辅。经济下行期间，企业和家庭部门面临收入现金流下降的情况。特别是一些服务业部门受疫情防控的影响，现金收入面临清零的风险。在此情况下，各种减免政策对企业的帮助有限。在疫情防控形势允许的前提下，应该扩大对企业，特别是对稳定就业做出巨大贡献和抵御风险能力较低的中小企业扩大补贴。

第四，财政补贴应企业和家庭并重。由于我国存在大量的中小企业和非正规就业，只补贴企业部门容易造成政策不到位。不妨通过各种金融创新手段对家庭部门进行补贴，特别是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对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群体、受疫情防控影响较大的群体进行补贴，既能够弘扬社会正能量，又有利于实现经济目标。补贴要具备一定的力度和持续性，能够在稳定公众预期方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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